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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道教音乐文化整理的必要性

来源:本站原创 编辑:宋文慧 更新:2014-11-01

道教音乐作为玄门之音,它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出特殊人群的审美性格和气质。道教音乐集宫廷音乐、文人音乐和民间音乐之大成,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属性。其音韵清逸淡雅,缥缈玄幻,法器的金石鸣响与虚幻的诵经之声交织融合,使人感到犹如步入神秘清虚之境。道教音乐与现实音乐中的专业音乐和世俗音乐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,如何使道教音乐那种清逸淡雅、缥缈虚幻的音韵特色融入现代音乐文化之中,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,并从中得到美的享受,正如史新民、周振锡等先生指出:“道教音乐是以表达神仙信仰为主要内涵的‘神曲’,地方民间音乐是致力于反映现实世俗生活的‘俗乐’,‘神曲’与‘俗乐’虽然是如此泾渭分明,但又有着这样和那样内在联系。首先,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,道教音乐之‘神曲’,既不是来自神灵的感应,也不是来自虚幻的彼岸世界,而是来自客观的现实世界,是民间‘俗乐’的神化形式。其次,被纳入神仙信仰系统的道教音乐又是有其相对的独立性,它以自己独有的特色和功能影响人们的信仰和行为,并进而影响着社会生活和民间的‘俗乐’。”因此,道教音乐是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。

历史上,不少文人雅士与封建统治者出于对道乐的喜好,参与过一些道教科仪活动,制作了一些道调和道曲,丰富了道教音乐的内容。在历史长河中,道教教派的沿袭和传承主要为师徒相授或教团相承。在道教科仪及其音乐的传承上,其仪式、唱词多采取书传,音乐韵腔用口授这一基本而古老的传承方式,广大道众凡事固守道统,准规严行。同时,道教音乐兼容民间音乐中之精华,并向民间渗透,从明清初起,就已蔚然成势,而且在进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。所以不少地方的道教音乐在与民俗活动紧密结合的过程中,呈现出似道非道,似俗非俗的特点。这样,道士既可以为民间举办斋醮法事活动,又可以为各类民俗活动助兴;农忙时务农,闲时为民众操办喜庆与祭奠活动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,道教世俗化趋向更为明显,道教音乐与世俗音乐之间相互兼容已屡见不鲜。各地的“火居、”、“应门”、“师公”的活动也更为多见,如“洞经”即是传入南国云南丽江地区纳西族的一支道教音乐。在丽江地区有谈演《高上玉皇本行集经》的“皇经会”,这些“乐会”或附于具有道教背景的“善堂”、“慈善会”、“香会”、“坛堂”组织之中,或不带宗教色彩,而趋于民俗化。洞经音乐传入丽江后,得到了能歌善舞的纳西族人民的喜爱,并组织了“洞经会”,俗称“谈经班”,亦称“丽江音乐会。”长期以来,这种华夏古韵与纳西族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、渗透,直至完全融合,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纳西古乐?丽江洞经音乐。它不仅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圣诞与庙会的活动,还为地方禳灾度厄、追悼烈士;为民众祈福消灾、度亡做斋等活动。可以看出,道教要与社会相适应,扩大自身的影响,其音乐在表现宗教特定内容的同时,又必须顺应各地民众的好尚,且以“喜闻乐见”的形式“还乐于民”;其音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,与地方音乐文化既各有特色又相互包容,呈现出既“超凡脱俗”又“应世入俗”的宗教性与民俗性相结合的特征。

在共处同一社会历史条件和区域文化背景下的教内道众与教外民众,由于不同的文化心理导致了音乐价值观念上的差异。对于民众来说:音乐是陶冶生活情操的一门艺术,要求有欣赏性;但对于道众而言:音乐则是“悦神、降神、事神”的仙曲,是表达自身虔诚修持和“通天达地”的一种手段。因此道士将民间的“俗乐”升华为道教“神曲”的过程,本质上是道士在虔诚的宗教热情和审美情趣的支配下,将民间音乐文化与宗教文化进行“契合”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道士经常顺应民众习俗与审美心理的需要,在音乐的“宗教性”与“民俗性”之间架起一座桥梁,即在法事音乐中,常常融摄了一些当地的民间音乐成分,兼容并蓄,广源吸收,在长期的演炼过程中,将音乐进行“道化”,为道所用。只有这样,才能更好地将道教“神曲”之风韵展现于世。

道教信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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